在北宋历史上，有两场变法运动非常有名。一个是宋仁宗时由范仲淹主持的变法，史称“庆历新政”；另一个是宋神宗时由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庆历新政”的主要推动者是范仲淹， 而欧阳修则是主要参与者之一，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仅仅持续了 14 个月便以失败落幕，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由此可知，欧阳修并非天生的保守派。后来，王安石受神宗皇帝之托，为尽快纾解宋朝财政吃紧的困局，推行“熙宁变法”，却遭到了欧阳修等人的坚决反对与抵制，最终跟此前的“庆历新政”一样以失败收场。
在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过程中，最强烈的反对者莫过司马光，紧随其后的便有欧阳修、苏轼苏澈兄弟、韩琦、富弼等人，而这些人当中不少都曾是王安石的私交好友，韩琦、富弼等人为朝中重臣，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等都是当朝的文学巨擘，二苏等人也是文坛上响当当的后起之秀，俨然一群文人的政治之争。多年的阅读过程中，发现在一些学者的著述或文论中，提到说欧阳修与王安石“友谊的小船”因“熙宁变法”而翻覆，两人最终反目成仇。近日重新细细研读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对上述观点的不敢苟同愈益强烈，欲一吐心中块垒。何也？欧阳修年长王安石 14 岁，相互欣赏，彼此仰慕，在文学成就上王安石可以算得上是欧阳修的粉丝，欧阳修早年间也非常欣赏王安石的才华，曾大赞他“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 还为他写了首诗《赠王介甫》，王安石也回了一首《奉酬永叔见赠》。
在“熙宁变法”中王安石与欧阳修两人开始产生分歧，随着新政的推行，争执越来越激烈，甚至在朝堂之上一度闹到“恶言相向”。在斗争最为激烈的情况下，欧阳修曾向朝廷请求卸任归隐，在有人站出来极力挽留时，王安石是这样回答的：“修善附流俗，以韩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何用？”（见《续资治通鉴》)可见当时两人矛盾之深斗争之激烈，但是能否就可以据此认为两人反目成仇分道扬镳呢？史书记载：新法颁布之初，欧阳修就对王安石的变法提出过批评意见。在任青州知州时，欧阳修曾向朝廷上过两次奏书，分别为《言青苗钱第一札子》和《言青苗钱第二札子》， 要求朝廷“止散青苗钱”。其实只要认真了解下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以及欧阳修所反对变法的具体内容，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王安石是计划通过推行一系列新政尽快解决当朝国库空虚财政吃紧的问题，所站的角度是朝廷，而欧阳修当时作为地方父母官，他认为《青苗法》等新政的实施严重加大了老百姓的负担，希望在力度上不要太过激进，按时下的语言就是希望降息，而当时朝廷不少官员也提出了类似意见，但均未得到王安石的采纳。由此看出，俩人各自站的角度不同，职责不同，格局有别，认识有限，一个为人主与朝廷着想，一个体恤黎民百姓，而江山社稷与民生福祉从本质上来说是不矛盾的，所以两人的所谓对立不是根本性质的矛盾对立，而是具体方法与认知上的分歧。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彼时欧阳修因年事已高，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渐趋保守也是原因之一。王安石身为人臣，主导并推行新政， 是其职责使然，不得不为之。变法开始不久，司马光就曾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将自己认为新政中存在的主要弊端给指出来，希望王安石能够考虑其他官员的意见，对变法进行整肃，而王安石则回了三封信论证其变法图强的合理性，加上得到神宗皇帝的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并未由于司马光、欧阳修等人的反对而有所停顿，司马光见胳膊拧不过大腿，便自请外任，退居洛阳，从此不再过问朝中任何事情，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写道，此举“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我其实早就预料到会有很多流言蜚语和阻力，但我还必须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受命于人主，推行变法新政，当是为江山社稷所虑，效法先王的英明政治，兴办好事、革除陋习，既不是为了动摇某些人的官位，更不是为了滋扰民生，我反驳抨击荒谬言论，责难奸佞小人，并非拒绝劝谏。他用历史上盘庚迁都的故事来向司马光解释推行新政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可以看出，在职责与使命面前，面对友人、当朝官员的不理解甚至责难，王安石的大局意识与政治站位是非常值得敬佩的。纵观历史， 自古以来，但凡推行变法，善终者可谓凤毛麟角，究其原因，王安石可谓一语中的：“士大夫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在历史前行的洪流中，改革者总是孤独的，能作为弄潮儿站立于潮头者自是难能可贵，勇气可嘉。
欧阳修病逝之后，王安石以深情的笔触，写下了一篇流传千古的祭文《祭欧阳文忠公文》，其中写道：“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灿如日星之光辉……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可以说对欧阳修的一生极尽赞誉之词，无一字贬损，文中对俩人神交一生的情谊也怀念有加，何来反目成仇一说呢！再看看，即便是当初最为激烈反对王安石的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司马光以病重在床之躯，以宰相的身份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同样给予王安石的变法不少掣肘的苏轼， “乌台诗案”事发，王安石其时正在江宁隐居，等他得知事情的原委， 苏轼罪名已定，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书进京呈给神宗。信中写道：“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促成了神宗皇帝刀下留人，决定改为将苏轼放逐黄州，这才成就了后来的苏东坡。其后，在苏轼流放期间曾探访王安石，两个人携手同游钟山，俨然一对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人生至乐，相处甚欢。这便是北宋年间普遍盛行的文学上的相互欣赏与钦佩，与政治立场无关。“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斯人已逝，徒留涕泣与歔欷，王介甫之于欧阳文忠公，其情之切切可见一斑。撇开政见纷争的水火不容，北宋文人从骨子里表现出来的惺惺相惜这一可贵的精神品格，能轻易击垮彼此之间一生的情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