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川北的农村。家乡是典型的丘陵地貌,所谓的山就是连绵起伏的小土堆。我们家世代都是农民,童年的记忆始终围绕着吃饱饭,穿暖衣展开。尽管家庭贫寒,父母在我读书上却是格外的“大方”。懵懵懂懂的我便立志要“脱农皮”、“断穷根”,要走出这片“大山”。研究生毕业后,我从事了地质,刚刚走出老家的“小山”,又一头扎进了川西的“大山”。2018年受单位的委派到甘洛扶贫,我又从“城里娃”变成了“乡下人”。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但这次回归却让我对山,对农村有着别样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完成一项工作的心得,更多的是重回生命之初,感受贫苦土地上人们的精神与心灵。
洼裂村有着大凉山特有的标签,山高、路远、人穷。从村头西望,直距600米就是石甘公路,就是这几百米的距离承载了老一辈洼裂人的辛酸回忆。老支书告诉我,以前村民用马拖着土豆、玉米到田坝镇换取日常所需往返都要四个小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条羊场小道在山腰上来回盘绕,隐约可见。山路崎岖,也曾有村民失足掉下山崖,折了性命。二组宋大爷不时感慨:“我活了80多年了,对面那座山我还没去过。”大自然像一把锋利的刀把广袤的土地切割成一块一块,人们在各自的属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大山不仅遮住了人们看山外美好世界的眼,还封闭了人们认知世界、改造生活的脑。正因为这样,千年的陋习才得以延续、传承。代家刚买的猪仔生病了,他没有求医问药,却火急火燎地上街买了香蜡纸钱,在圈房里忙前忙后,嘴里不停念叨着。虔诚没能换来好运,收拾收拾,死去的猪仔摆上了餐桌,大快朵颐时悲伤随着烤猪的香气早已飘到了九霄云外。贫困程度越深,人们的陈旧观念越浓。2020年4月初,我被派往条件更为艰苦的美姑支援三个月。初到列口村时,村干部指着路边的一户人家告诉我这是他们村的大户。低矮的土坯房摇摇欲坠,七八头小猪仔在不大的院子里撒了欢地乱跑,遍地的猪粪让人很难迈开步子,主人家年幼的孩子在院子角落里玩着石子,苍蝇在他们脸上、头上、背上嗡嗡地飞着,孩子们甚至懒得去驱赶它们。这样的人家,我很难与认知中的大户联系起来,倒是一旁的驻村队员给我解释,他们家五个闺女,有三个快出嫁了,按照当地20-30万的彩礼,可是地地道道的百万富翁。真金白银的背后更多的是对女性幸福的一种作价。高价彩礼绑架了年轻人的爱情,婚后生活大多步履蹒跚。在当地,女性是不能提出离婚的,否则要双倍彩礼钱赔付给男方。我所在的帮扶村,有不少男方去世,女方只能改嫁给家里其他单身的兄弟。更为苛刻的限制是只有女方怀了孩子才有资格住进男方家里,成为家庭真正的一员。贫穷禁锢了人心,思想的枷锁打不开,这千年的鸿沟就难以逾越。
古德平斜靠着门,两眼空洞无神,单薄的身体好像离开门的支撑就会倒下去。小儿子自顾自地在一旁玩耍,一身不合体的衣服沾满了污渍。时不时的一阵风吹来,门框吱吱作响。风顺着土墙的裂缝偷摸着进来,又从正门出来发出呜呜的哀嚎。华地党委书记杨勇轻抚着古家小儿子的头问:“平时不上学吗?”孩子愣愣地看着,只是微微一笑,然后努力挣脱他的手继续玩自己的。村上文书连忙上来解释,叹息道:“这孩子可怜,连个伴都没有。孩子妈妈去世后,没得人管。他老汉一身的病,日子过得老火哦。”古家生活也并非一直这么糟烂。十年前,古德平在甘洛附近的矿山上谋生活,虽挣不了几个钱,但是日子还能将就过。2010年古德平妻子患病离世,这个家庭就变得风雨飘摇了。常年的矿山劳作,古德平的身体每况愈下。妻子离世不久,他也被检查出矽肺病、风湿等疾病来,丧失了劳动力。没有了经济来源,连糊口的粮食都种不出来,古德平脾气变得暴躁起来。他将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忍气吞声转化成生活的怨气到处宣泄。不顺心了,他会无缘无故咒骂孩子、打孩子。自家的亲哥哥硬是处成了世仇,一见面就是互掐。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会跟邻居大吵,坐在门口骂上半天。当然,驻村工作队也未能幸免。也许是难以忍受他的脾气,大儿子初中未毕业就外出务工,这么多年了也未曾回过家。2015年华地公司结对帮扶洼裂村后,前第一书记杨玉超带着单位捐赠的100只半斤重的鸡苗送到他家,希望他养大后高价回收。久远的收获还是没能挡住美食的诱惑,小鸡仔隔三差五地成了桌上菜、盘中餐。还没到年底,100只鸡就全数吃光。后来我们跟他聊起养鸡这事,他咧嘴一笑给出没粮食喂不起鸡的理由来。
看谁都不顺眼的古德平对朱江的态度却不一样。这个从大城市里来接任第一书记的人不像周围的乡邻那样躲着他,反而一有空就找他拉家常、出主意。家里水龙头漏水,朱江会带着工具帮忙维修。镇上工人师傅来安装太阳能热水器,他也是忙前忙后,事后还悄悄垫上几十块的安装费。小儿子初中刚毕业,朱江就来古家多次动员他去参加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这个腼腆的大男孩很快融入社会,后来靠着厨师手艺在成都谋了份差事。渐渐地,有事找朱书记成了他的口头禅。古德平不仅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邻居家的鸡窜到他家弄脏了院子,他给朱书记打电话,说邻居欺负他。为这事他跟邻居大吵,更是无休止地找朱江。反复调解后,邻居给他道了歉,这事才慢慢抹过。2020年春节正月初六,因为疫情封村,他打电话给朱江,报怨村干部堵路不让村民到镇上去,自己吃的药断了。朱江倒是着急了,想到他长期患病,药断不得,就急急忙忙跟村干部联系,让他们统计村民所需药品,组织购买。但是接下来几天,他还是一刻没忘记给朱江电话。每次朱江问他需要什么药时他又支支吾吾,直到从村两委口中得知古德平口中的药是指泡药酒用的酒,朱江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酒瘾犯了。在送去五斤白酒后,古德平才消停下来。正是扶贫干部和老乡的这种错位磨合,信任才逐渐建立。2020年初,政府组织修建入户路。古德平家与村道有1米左右的石子路没有纳入规划建设。这可惹恼了他,堵在路口干扰施工的同时,把修建工人、村两委挨个骂,任谁来调停都不好使。朱江找到施工队协调后,对方同意补修这截路。古德平依然不依不饶。他泪眼婆娑地对朱江说:“我不相信村干部,我相信你!”一句“我相信你!”胜过万语千言,也许这是扶贫干部给村民留下的最可宝贵的财富。没有另眼相看,没有三六九等,弱者的自尊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不过也不是每次真心付出都能得到村民的理解。不是有人总结了吗:“走南闯北不理你,手里有钱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办不成他骂你,心里生气他告你。”一组的阿木石色大爷是镇上、县上信访办的常客,村干部更是谈“色”色变。大爷今年66岁了,有听力一级残疾。关于大爷失聪这个事村上有多个版本的说法。有人说,大爷是数年前与村干部的纠纷中被推了一把倒地,然后就听不见了。也有人说是大爷自己摔倒了造成的。对这个问题我也咨询过村干部,村干部直摇头:“他哪有听不到,他是选择性失聪,几年前为了办理低保故意搞的这些名堂,那哪个晓得。”一次和大爷的聊天中,我不经意地问起了这个问题,大爷的脸上还是保持着一贯的微笑,指了指耳朵大声地说“听不到”。不过这句“听不到”给我们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
我们驻村不久,阿木石色大爷就来驻地找到我们。见到有村民到访,我们习惯性地搬来凳子,泡好了茶放在大爷身边。大爷坐下,笑着说:“我来找你们反映点问题哦。”他慢慢取下巴掌大的挎肩包,拿出一叠泛黄的纸。显然是有备而来。“2008年地震,我们家也受了灾,国家拨的款全被他们吃了,我们一分钱都没看到……”,“2006年三组采矿场居民搬迁,国家按照受灾人头发放了搬迁款,你看这名单上有几人就不是我们村的……”,“我们家从2012年开始就没有收到国家发放的草补、林补这笔钱,狗日的肯定又是被这些贪官踹到自己包包头了……”,“八几年的时候,我们家养的牛被村上人弄起跑了,村干部不管……”大爷语速稍快,条理还算清楚。朱江认真地听着,时不时插上一句话问缘由,大爷就停顿下来,指着耳朵说:“听不到哦”。天色渐暗,村落住户的灯也渐次亮开。大爷终于收住了话匣子,把那一叠纸揣回包里,起身离开。朱江不放心,跟了出去。见到大爷老伴的时候,朱江和她聊起了今天的事。大娘无奈地说:“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不用管他,就他事多。我给他说了他也不听,说多了,他还要对我动手。”入冬的洼裂,冷风习习,朱江不禁打了寒颤,伴着夜色回到驻地,已是晚上九点过了。次日正午,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大爷笑盈盈地又来了,见到我们就把手里的塑料口袋塞过来:“这是我们家的腊肉,给你们带点来吃。”一阵寒暄过后,大爷告诉朱江,今天来是希望他能帮忙写个诉讼材料,他准备跑趟县城。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三百元钱给朱江:“也不要你白帮忙,这个钱给你”。朱江连忙捂着大爷的手,把钱揣回了大爷的口袋,随即掏出纸和笔,和大爷相对而坐。朱江把自己想问的问题端端正正写在纸上,大爷看明白了就告诉他。有了前日的谈话,当日的沟通也还顺畅。朱江告诉石色大爷,年代久远的历史问题,他无从考证,也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不过脱贫期间各项补助没有发放这个问题他可以弄清楚。接下来几天,朱江领着大爷去了银行、林业局、财政局、组织部……打印了林业局的发放清单,核对了银行的发放记录。结果显示,扶贫期间的各项补贴都已经打到他个人账户,没有大爷所说的地方干部吃了他补贴款这一说。面对这样的结果,老人家始终不相信,银行的复印件,林业局的打款底单又被他揣进随身的小挎包,成为了下次造访的证据。从县城回来之后,大爷还是定时往我们驻地跑,每天还是自顾自地说着同样的话。大半个月之后,大爷发现我们不再准备带他跑县城,来驻地的频次开始减少。镇上、县上信访接待室那个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的老人又回来了。
生活就是一个竞技场,原本以为农村会是弱者的避难所,却未曾想到这也是贫穷苦难的孵化室。初识代立国是2018年7月初扶贫工作队队员与洼裂村村民的见面会上。他坐在村委会会议室的底角,安静地抽着烟。如果说贫穷能写在脸上,那么无疑他的辨识度是最高的。他个子不高,身形略胖。皮肤少了本地人特有的黝黑,略显白净。脸上的高原红、灰尘和残留已久的污渍叠加在一起。额头的皱纹也开始滋生。头发向四周炸开,有的还拧成了绳。七月的天,甘洛也略显燥热,他身上穿着蓝色西服,除了裤腿卷了几圈外,衣服还显合身。西服里面藏着的汗衫漏出了胸前的一片。汗衫大抵是灰色的,亦或是灰黑色,现在已不能明显地区分开了。一双偏大的拖鞋前面鞋底已经开裂,走起路来啪啪作响。会议结束后,我跟他寒暄了几句他便匆匆离开了。
九月初,镇上组织易地移民搬迁地精准对接,要求建房户尽快搬家入住。代立国便是我协助搬家村民中的一户。代立国的家靠近洼裂村废弃的学校。从公路向下穿过50米的玉米地就到他家院子。所谓院子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没有砖石砌的墙,连简易的竹条篱笆都没有。唯一可视为界限的便是随风摇摆的半人深的杂草。几块半平方的石板一字排开搭在填满水坑的地面延伸到了家门口。屋内光线极为暗淡,眼睛得过几分钟才能适应屋内的黑暗。十余平方的客厅可供落脚的地儿不多。屋内塞满了穿过的脏衣服、盖过的被子、电饭锅、柴火、一张桌子、两把小凳……屋内也并非没有生机:霉菌在丢弃的饭碗里恣意生长;墙角、屋顶的蜘蛛正忙着觅食;几只硕大的老鼠顺着墙根来回地跑,还发出吱吱的叫声。九月的洼裂已经透出几分寒意,衣服的更替却未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再见他时依然是那套蓝色的西装,灰黑色的内衣,颜色似乎更深了些,还有开裂的拖鞋。简单问候几句,我表明了我的来意,告知了镇上的政策,需要他尽快收拾可用的生活用具明天搬入新家。他频频点头微笑,但始终也没说上几句话。我又问了他搬家是否有困难。他咧嘴笑笑表示没人手,生活用具自己扛不动。我让他把需要的家具、生活物资先打好包,随即给他联系了三轮车。
到临走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坐下。事情交办完了,他执意要送我出门。盛情难却,我们并肩而行走出了大门。“易地移民自筹资金我现在还没得钱,拿不出来。”他突然冒出这句话。“你需要交多少钱?”我问。“3000块。”他吞吞吐吐地答道。我告诉他,这次镇上动员大家搬家是需要大家及早入住,自筹资金的事后续再说。感觉到我不是来催债的,他放松了警惕,打开了话闸子。代立国今年刚三十出头,从他知事起,母亲便双目失明,常年居于家中。随着年岁的增长,照顾母亲的担子也一天天变重。70多岁的母亲也长吁短叹,长命百岁不再是期许,反而成了她担心的事。两年前父亲也撒手人寰,远嫁汉源的姐姐更是鞭长莫及。生活的悲苦慢慢吞噬了本就不坚强的他。他变得沉默,变得木讷,变得稍许呆滞。早些年,他也曾随着家人短暂地外出务工,但却并不顺利。他不善言辞,活还糙。老板不满意,工友们还嫌弃。生存的本领没有在摸爬滚打中精进,生活的意志却在嘲笑声中消退。后来,他回到了洼裂村,守着家里的薄田得过且过,离家10里的镇上都很少去过。他也曾和我谈起他的梦想。长长的愿望清单上有沙发、电视,有想去西昌走走,甚至一度有讨个老婆的大胆想法。问起他有没有想过修房子的事,他却连连摇头“这么多钱我咋拿得出来。”如今红砖白墙的房子就真的矗立在那儿,喜不自胜。一有空他就会上那儿去转转。扶贫春风吹过,梦想散落成目标,以不可预料的方式,被一次次加速实现。
次日清晨,我匆匆吃过早饭,坐上三轮就出发了。铅灰色的云层慢慢袭来,不久便淅淅沥沥地飘起雨来。寒风挟裹着细雨打在脸上,我不由地哆嗦了一下。我合上了衣服的拉链,把头埋在车窗里。代立国也早早收拾好了生活用具:几口碗、一个电饭锅、一张发黄掉漆的桌子和碗柜。全部家当中碗柜的年龄大概比我稍长,大红的底色已褪去了大半,黑色、棕色的污渍油光可鉴。碗柜上层玻璃裂开的缝隙被用胶布反复缠绕了几圈,但还是不停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顺着公路约500米就到了他的新家,我们卸了货帮着把家具搬进了房子。房子已经打扫了,屋前的建筑垃圾也集中堆到一侧,甚至屋后的杂草也没让它存留太久。
一切安顿妥当后,我们便起身告辞。晌午,工作队正在开种菜地。不知啥时候他已在我们旁边了,冲着我们笑,欲言又止。后来,他拉着我们村杨书记低低地说:“下午就在这,我们干羊肉”。大家错愕不已。怕我们没听见,他又提高了嗓门:“一会儿我就把羊子杀了。”大家赶紧劝住,告诉他留着自己用,最后我们以近乎祈求的口吻才挡住了这场“盛宴”。贫穷生了根,致富的希望都难以萌芽。有了希望,变化正悄然来临。
致富是每个人的梦想,但梦想和现实之间隔着失败和辛酸。五年前,罗家四兄弟承包了三组180余亩土地发展苹果种植业,成为了村里第一批试吃“螃蟹”的人。从汉源、盐源拉回的苹果苗已经齐人高了。老罗空了就喜欢去地里瞅瞅、瞧瞧。这该修枝了,那该拉条了,待办事项永远被塞得满满当当。2018年老罗欣喜地发现,家门口不远的苹果树终于结果了。这种喜悦丝毫不亚于第一个孩子诞生带给他的快乐,虽然这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看看苹果”也成了杨玉超常挂嘴边的事。我也不止一次地听他叮嘱老罗:“这几个果子可不能吃掉,等成熟了我就拿到成都化验苹果品质。”老罗笑得见牙不见眼:“这不得,这不得,我肯定留得好好的。”事与愿违,苹果尚在襁褓就被人“借去”打牙祭了,气得老罗破口大骂。
在种苹果之前,老罗也有过别的尝试,中药材种植、核桃种植,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在未曾将致富梦托付给这片土地之前,老罗在离家不远的矿山上做包工头,日子过得还算殷实。后来矿山整合,包工头的活干不下去了,他回到家里开始谋划。几次败下阵来他倒没有气馁,后来和兄弟四人承包了这片果园。和他聊起他的创业史时,他一脸的无奈,苦笑着说:“你看嘛,现在家家户户都修的新房子,就我家还那样。这次要是再莫法,无论如何都不试了,出去打个工讨个生活吧。”尽管收入捉襟见肘,他在苹果种植上可舍得花钱。苹果树倒也长得枝繁叶茂,就是每年开花后果子总也长不大。杨玉超是汉源人,老家就种有苹果。他很快就找出问题,苹果树到了修枝的阶段了。老罗很快明白过来,做事啊,不能蛮干,既要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为了提高老罗的种植水平,杨书记联系了汉源老家的苹果种植大户,开车带着老罗实地学习,考察。带着不足去学习也成为了洼裂村帮扶的保留节目。
这几年屋里的余钱连同贷款都被撒在这片林子里了。家里的开销也越来越吃紧。为了减轻压力,四月份罗家兄弟凑钱又在苹果树下套种土豆。一万多斤土豆种子挤满了80余亩土地。到了九月,土豆的收割和销售又成了新的难题。连着两日,老罗都在为找劳工犯愁。前天还答应要来的60岁的卢大娘家里有事不来了,罗大姐家里盖屋也放弃了,还有老乡说这两天太阳晒得慌也选择在家休息了……不得已,他又跑了趟邻村凑齐了20多个人,驻村工作队队员也帮着张罗着收获,准备午饭。幸运的是今年土豆收成还不错,品相也可以。不几日,一袋袋土豆就塞满了储存的房间。丰收的喜悦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尝,糟心的事就接踵而至。前期收获的土豆开始变色了。“滞销”这个撩拨神经的词蹦了出来,这可是比收成不好更令人心痛的事了。老罗家土豆地渐渐成了驻村工作队队员的“心病”、“眼疾”。村致富带头人迷失了方向,埋葬的不仅仅是他的致富梦想,村民对驻村工作队的信任也会一并坍塌。
杨玉超开始跑销路,要补助;爱逛淘宝的朱江也开始注册惠农网;平日厨房都难得逛几回的聂健开始频繁跑菜市场;我所在的小区微信平台也挂起了卖土豆的小广告;炸土豆、土豆片、煮土豆……土豆换了“马甲”每顿必见。罗家也没停歇,甘洛、眉山到处找门路。大家的努力有了回报。本地的经销商陆续赶来消化了大半。招商局也对土豆销售给与了补贴。挑拣剩下的土豆被制作成土豆粉。这已经是难得的深加工了,尽管劳工费已经抵消了全部的附加值。
冲洗土豆、打粉机研磨、过筛、晾晒……干完最后一批几百斤土豆已近黄昏了。放下手上的工具,老罗佝偻的背得到了稍许休息。咕咕作响的肚子一刻也没停止抗议。走进厨房,他端起昨天剩下的干饭和两个煮熟的土豆,蘸着自酿的辣椒酱慰藉着空空的肚皮。午饭、晚饭被合并在一起匆匆解决掉了。他掏出烟,右手慢条斯理地拿出一支,左手默契地拿出打火机点上,吞云吐雾中身心的疲惫随着丝丝青烟慢慢飘散。吸完烟,老罗就地盘腿而坐给我们算了账。一万多斤土豆种子花去1万8千元,四月播种加上本次收土豆的人工费四万多元,化肥一万多元,加上七七八八的费用累计花费超过七万。现在土豆卖出去6万多斤,还有几千斤土豆粉待售。一年忙下来就落了个原地转。“只要不亏就行,现在得赶快把工人工资给结了,一直欠着人家的。”老罗稍显无奈。
硝烟还没散尽,镇上冬季土豆种植推进会便召开了。与以往单打独斗不同的是农户与蔬菜公司有了更直接的互动。蔬菜公司提供种子、化肥和种植技术,后期保价回收。我们找到老罗告知了政策,老罗没考虑太久便告知了80亩的种植计划。希望、汗水、收获又开始了新的轮回。
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乡村环境日益改善,越来越多的返乡人加入了创业的队伍。尽管路很难走,但又有谁知道趟过了这片荆棘,前路不是康庄大道呢。2020年,二组代立伟家的猪场建成,九月份就出栏30多头,现在存栏的有60多头。谈及未来,代立伟信心满满地说,他要把猪场建成田坝镇甚至甘洛县最大的养殖繁育基地。三组张启飞家的酿酒厂建成了,一期投资40多万元,储酒5000多公斤。看到驻村工作队,张家热情地把我们迎到家里,给我们斟满酒:“这个是地道的粮食酒,好喝得很,你们要多给我们宣传哦。”一组的子介大爷30余亩的有机蔬菜种植基地2019年就开始建了,他计划用五年时间改良土质,然后再大规模种植玉米、蔬菜等有机作物。70多岁的老人家终日忙碌在田间地头,甚至中暑晕倒……
洼裂的秋是多变的,更是多彩的。推开窗户,婀娜多姿的群山便映入眼帘。大自然似打翻了颜料瓶,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在山间无序展布。秋风瑟瑟,微风卷起染黄的落叶在在山间盘旋。牧羊人悠闲地吆喝着,头羊脖子上的铃铛铛铛作响,努力咀嚼着这秋的汁液。整个乡村给人一种闲适自在的感觉,虽然有触目惊心的破败。它的确有变化,但也是自在的变化,没有时间与速度,因此,也就没有危机与焦虑。忙了一整天的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在大树下打牌聊天,大爷大妈们顺着乡道慢悠悠的来回走着,孩子们蹦蹦跳跳在田间地头打闹着,嬉戏着。我预想的悲伤、痛苦、无奈都慢慢被消解,甚至被我自己给否定了。因为在这里,这些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文/周勇)